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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立斷和嚴謹守時,打敗遲疑不決與拖延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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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立斷和嚴謹守時,打敗遲疑不決與拖延症(3)

當機立斷和嚴謹守時,打敗遲疑不決與拖延症(3)

一位著名作家說過,牀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東西。我們晚上上牀睡覺前,想到沒有完成的工作總覺得睡覺還太早;但是,我們早上同樣不願意早起牀。我們每天晚上下決心第二天早上一定要早起,但是,我們每天早上還是磨磨蹭蹭不願意起牀,躺在牀上伸懶腰打哈欠。

然而,大部分傑出人物起牀都很早。彼得大帝總是天一亮就起牀。他說:“我要使自己的生命儘可能地延長,所以就儘可能地縮短睡覺的時間。”哥倫布在清晨的幾小時計劃尋找新大陸的航線,腓特烈大帝在拂曉前起牀,拿破崙在清晨考慮他最重要的戰略部署。古代和現代的許多著名天文學家都習慣早起,哥白尼即爲其中一例。歷史學家班克羅夫特天亮起牀,詩人布賴思特五點鐘起牀。我們所熟知的很多重要作家早晨都起得很早。另外,韋伯斯特、華盛頓、傑斐遜、克萊和卡爾霍恩等政界要人也都習慣早起。

丹尼爾·韋伯斯特經常在早餐前寫二十多封回信。瓦爾特·司各特也是個非常守時的人,這也是他取得衆多成就的祕密所在。他早上五點起牀。他自己曾經說,到早餐時,他已經完成了一天當中最重要的工作。一位渴望有傑出成就的年輕人寫信向他請教,他這樣答覆:“一定要警惕那種使你不能按時完成工作的習慣——我指的是‘拖延磨蹭的習慣’。千萬不要在完成工作之前先去玩樂。要做的工作馬上去做,幹完工作後再去消遣。”

要養成早起的好習慣,這一生活習慣的巨大價值怎麼說都不爲過。如果這個人身體健康,在牀上躺八小時後,他就應該起牀,很快地穿好衣服去工作。對一般人來說,一天睡眠八個小時就足夠了。七個小時的睡眠其實也不算少。

約會是一件像婚姻一樣神聖不可褻瀆的事情[]。一個不守約的人,除非理由充分,否則就是個十足的騙子,他周圍的整個世界就會像對待騙子那樣對待他。“一個人如果根本不在乎別人的時間,”賀拉斯·格里利說,“這和偷別人的錢有什麼兩樣呢?浪費別人的一小時和偷走別人五美元有什麼不同呢?況且,很多人工作一小時的價值比五美元要多得多。”

華盛頓經常這樣說:“我的表從來不問客人有沒有到,它只問時間有沒有到。”華盛頓總統四點鐘吃飯,有時候應邀到白宮吃飯的國會新成員遲到了,這個時候華盛頓就會自顧自地吃飯而不理睬他們,這使他們很尷尬。他的祕書找藉口說,自己遲到的原因是錶慢了。華盛頓回答說:“那麼,或者你換塊新表,或者我換個新祕書。”

拿破崙有一次請元帥們和他共進晚餐,他們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到達,他就旁若無人地先吃起來。他吃完剛剛站起來時,那些人來了。拿破崙說:“先生們,現在就餐時間已經結束,我們開始下一步工作吧。”

約翰·昆西·亞當斯也從不拖延。議院開會時,看到亞當斯先生入座,主持人就知道該向大家宣佈各就各位、開始會議了。有一次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主持人宣佈就座時,有人說:“時間還沒到,因爲亞當斯先生還沒來呢。”結果發現是議會的鐘快了三分鐘,三分鐘後,亞當斯先生像往常一樣準時到達。

韋伯斯特在上學時從不遲到,在法庭、國會和社會公共事務中他也同樣準時。在日理萬機的繁忙生活中,賀拉斯·格里利每次約會都會準時到達。《論壇報》上很多睿智犀利的文章都是他在其他編輯悠閒地等着和別人一起消遣,或會議遲遲沒有開始時寫成的。

“我的一些朋友遭遇了一種特別的不幸,”美國聯邦主義的倡導者漢密爾頓說,“在上帝造人的時候,他給人規定了一定的工作量,同時還賦予了人支配時間的能力。這樣,如果他們準時開始工作,並且一直勤勉不已的話,最後時間剛好與工作量一致。但是,許多年前他們就遇到一件怪事:有一部分時間毫無緣由地丟失了。他們不知道時間是怎麼丟失的,但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時間確實少了。就好像本來有兩條線段,但其中一條比另一條短了一英寸;工作和時間並列平行,但是時間總是比工作少十分鐘。他們去寄信的時候郵局的大門剛剛關上,他們到達港口時正好看到輪船起航,他們趕到車站時火車剛剛開走。他們沒有違反承諾,也沒有瀆職,但是做任何事情都剛好晚那麼一會兒,就因爲錯過很短的一刻鐘,他們竟然什麼也幹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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