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白》想告訴我們什麼？
導語：清澈鏡頭、抒情音樂、純淨無垢的喧鬧、微笑以及乾淨的校服，這是我對電影的第一印象。唯美的慢放，美麗的幻想，天空大片雲朵飄過的延時，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兩小時的MV。大概這是日本殘酷青春電影最典型的特徵——美與醜的並存，溫柔與尖銳的同行，輕快與痛苦的相伴，用最浪漫的色調與音樂讓人看到最殘忍最悲哀的畫面。這樣的反差大概最諷刺吧。
《告白》這部影片，我認爲從創作意圖上來講，並非是爲了反映任何現實問題，既不是日本社會<少年法>對少年兇手的過度保護，也不是校園暴力的恃強凌弱。理由在於，這部影片的表現形式是非常“超現實”和“形式化”的：低飽和的色彩，高反差的光影，抽幀和慢鏡頭的交疊，不時穿插的閃回和空鏡，以及一些鳥瞰等攝影角度，這一切反現實拍攝手法都在傳遞一個信號——這並非是一部“現實主義影片”，而是一部“形式主義影片”，是導演有意誇張過的，設計出來的，極端情境之下的思考，因此我也着力於在這個語境之下去解讀，也就是拋開一切原本固有的是非善惡觀，去追隨創作者的思路，看看這部影片究竟追問了什麼，又到底是想表達什麼。
從整體故事框架來看，這是一部非典型的復仇電影，通常復仇電影的主題分爲“暴力主題”（宣揚以暴制暴，如昆汀的電影）或“反暴力主題”（反暴力，如<老男孩>等），這兩種相反的主題並無對錯可言，僅僅是不同情境之下的不同藝術表達立場。爲什麼說它非典型，是因爲《告白》這部影片是一種雙重語境，即故事中的角色（森口悠子）是以“以暴制暴”爲立場進行復仇作爲故事主線，而影片本身卻試圖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進行“追問”——也就是討論，社會暴力，校園暴力等種種一切暴力的根源在哪裏？如何遏制和根除？如何又能夠化解暴力？依靠社會的包容和鼓勵有用嗎？復仇有意義嗎？恐怕這一系列問題並不是簡單的給兇手貼一個“是非善惡”的標籤能夠給出答案的，也不是簡單的說是否應該去“復仇”就能梳理清楚的，本文會就影片本身來一一給出結論。
《告白》這部影片之所以建立少年兇手可以被<少年法>保護的這個故事前提，實際上我認爲就是想要建立一種不被法律所威懾的脫離社會的環境去討論受害者可能會如何面對施暴者，以及會產生怎樣的心理變化，片中這個班級就是一個微型社會的雛形，所有人都可以被認爲是成年人，因此這部影片本身可以說和法律話題並沒有太大關係，僅僅是一種單純對人性層面冷靜的追問：在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班級），強者欺凌弱者，弱者必然會欺凌更弱者，而當我們再將這個社會縮小到一個家庭的範圍內，恐怕情況要更加極端和複雜化了，家庭更是一個法律觸及不到的隱蔽角落，家庭當中同樣存在恃強凌弱的殘酷食物鏈，在這個食物鏈當中同樣存在施暴者和受害者，而家庭當中，強者欺凌弱者，弱者將何以自處？
內心脆弱的人會去傷害更加弱小的人，被傷害的人是忍受呢，還是隻能選擇死亡？不，你們大家所生活在的，並不是那麼狹小的世界，若是現在所處的環境讓你痛苦，到別的地方避難，也未嘗不可。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稍後給出答案。下面梳理影片線索：
影片在森口悠子告白的很短時間內就將故事主線交代清楚了，在這個段落當中悠子說道:我給自己的規定只有兩條，不對學生直呼其名，並儘可能地和學生站在平等的位置，慎重地說話。至於想和老師像朋友一樣隨便閒聊，什麼問題都能找老師商量，期待這種校園劇般溝通交流的人來說，我會顯得很冷淡吧。
從這個告白段落當中可以瞭解到，悠子是非常懂得把握分寸和尺度的人，尤其是和未成年人的相處當中，注意“平等”兩個字，其實也包含了“尊重”的含義，她深諳教育當中的人際相處之道，因此可以認爲悠子的復仇計劃完全是建立在對兩位少年兇手“情感”和“尊嚴”兩方面的摧毀上，而其實她也知道，她的所作所爲，僅僅是在兩位少年兇手通往地獄的門前順勢而爲，在此之前兩位少年兇手已經在家人的協助下將這條路基本快要走到頭了，悠子做的不過是推波助瀾，臨門一腳而已。
我們在後半段的四個角色（直樹，直樹母親，美月，修哉）的告白中，可以瞭解到直樹和修哉分別被設計來自於兩個非常畸形的家庭關係當中，直樹在家中極度受重視（溺愛），而修哉則極度被冷落（且粗暴嚴厲)的家庭環境，因此當習慣於被呵護和保護的直樹在面對學校中相對複雜的人際關係和棘手的環境時，他很難適應，任何一點挫折和傷害都足以將他傷害甚至摧毀，當初決定對悠子女兒痛下殺手，原因就來源於被修哉漠視的一句話而已。而在悠子事件之後，他意識到自己很可能迎來排山倒海的歧視和嘲弄，最終選擇躲在自己的房間裏繼續依從在原生家庭被培養起來的生存模式，再也無法面對更大更復雜的生活環境，繼而崩潰。
可以認爲直樹被母親培養成了一個長不大的任性和驕縱的幼兒，然而，在直樹的家庭情感關係當中，卻還有一個比他身份更加低微的人，就是直樹的母親，她就是直樹悲劇的始作俑者，可以認爲直樹母親對直樹的過度保護下的寵溺最終導致她將自己置身於了家庭情感博弈的食物鏈最底端，當直樹面對來自於外界的種種恐懼無處躲避的時候，最終直樹的母親成了自己一手釀成的慘劇的犧牲品，簡言之——直樹的家庭悲劇來自於“不平等”。
而修哉則相反，他來自於一個極度受冷落的家庭當中，被母親的不斷否定使他一直在渴望得到母親的認可，不惜早早拋開了少年本該有的童真和快樂，一直在扮演一個堅強的大人，始終處於企圖扭轉這種不受重視的心理困境，因此他採取的方式就是努力學習和扮演成熟堅強的行爲模式來吸引他人的關注，即而讓自己母親重新關愛和尊重自己。他努力學習，搞各種發明，僅僅是希望再次獲得母親的關愛和重視，可以認爲在修哉的家庭中，他就是處於最底端的那個替罪羊。而在修哉的母子關係當中，這個施暴者正是修哉的母親，但修哉作爲兒子天然的生存屬性並不允許自己仇視母親，因此產生了一種企圖扭轉自己的行爲模式和責怪自己以期討好母親的這種感情，沒錯，正是斯德哥爾摩情節，修哉的家庭悲劇同樣也是來自於“不平等”。
我們可以將直樹和修哉兩人來做一個對比——
直樹:住在家庭二樓(高處)，被過分寵溺，性格任性，驕縱，天真，脆弱，傾向於“繼續依從”原生家庭關係，對外界極度恐懼，最終把屠刀伸向家裏最弱小的那個人——自己的母親。
修哉:活動空間是地下室(低處)，被漠視和嚴厲粗暴對待最後拋棄，性格冷靜，殘忍，複雜，自卑，傾向於“企圖扭轉“原生家庭關係，對母親極度恐懼(卻表現爲對母愛的渴望)，最終選擇傷害家庭之外那些無辜的人——炸掉學校，傷害那些無辜的老師和同學。
這正是影片真正要追問的核心問題的答案——在極端情況下，弱者要麼死，要麼轉而去摧殘家庭之外的更弱者，要麼，和家庭之外的更弱者一起死。但其實，原本他們是可以逃離的，不是嗎？
毫無疑問，這兩個家庭都是非常畸形的，因爲這種家庭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平等”。
社會當中的人與人固然需要“平等”，老師和學生需要“平等”，父母和子女同樣也需要“平等”，甚至可以說，正是家庭關係當中的“不平等”，延伸到了學校和社會，家庭關係正是一切人際交往關係的根源，試問一個孩子，在與自己相處多年的父母面前，始終處於一種互相欺凌的人際關係之下，請問TA在踏入學校和社會之後，短時間之內夠扭轉這種意識形態嗎？恐怕只會帶來更加嚴重和可怕的後果，而《告白》這部影片，只是將這個過程簡化成一個故事，再以一種誇張和極端的形式呈現出來而已。
在悠子的復仇計劃當中，用含有HIV的牛奶這種騙局來摧毀直樹和修哉的意志，直樹很快就中招了，認爲自己骯髒不堪，自暴自棄。修哉也在學校備受歧視的環境下一步步走向深淵，在家庭中恐怕更加百試不爽，因爲悠子知道，一個人的“自我認知”決定了TA是誰，這個認知都是從外界來獲得，在人格形成的初期，父母對子女的認知決定了他的“自我認知”，然後不出意外的話則會貫穿他的一生，成爲始終難以打破的閉環，就像直樹和修哉一樣，他們即使在<少年法>的保護之下得以脫罪，也依然無法脫離原生家庭帶來的“自我認知”，這種難以擺脫的自卑和任性，這種對自己在家庭，在學校，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難以脫離。
社會的寬容和鼓勵能否化解暴力？很顯然影片中的兩位少年兇手在新老師維特的熱心幫助北原美樂的陪伴下並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反而助長和加劇暴力行爲，適得其反，至少從直樹當時的情況下來說，脫離那種心理困境（恐懼）的辦法應該是遠離造成當時困境的一切人和事，因爲在直樹心裏可怕的不是家，而是“學校”，從學校來的老師和同學來訪都會將直樹帶回曾經的心理困境當中，這樣是讓他沒辦法脫離的，當然直樹的問題根源還是在與母親的過度寵溺，只是問題在學校中爆發了而已。而修哉當時的情況，如果母親回到身邊，一個讚許的眼神，一句鼓勵的話，或許還有機會挽回。
我們可以認爲，一切暴力，其本質都是來自於恐懼，和因恐懼的無處宣泄而產生的自我仇恨，以及由此帶來的痛苦。每一個施暴者都曾經是受害者，然後毫無疑問地，在某種契機之下再次成爲施暴者。從家庭這個更加微縮的小社會當中，當施暴者在受害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便會毫不猶豫地痛下殺手，因此很多親子關係之所以是畸形的，正式是因爲他會都將對自己的仇恨和歧視宣泄（投射）在了那些和自己最相似的人(子女)身上，然後一代一代地循環往復。
起碼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認同性惡論，我認爲所有的罪惡都是後天習得，而滋生痛苦的溫牀，就是一個畸形的家庭關係，我認爲影片的立場也是如此。在影片結尾，悠子對修哉說了一段很值得玩味的臺詞：從今天開始，纔是你重新做人的第一步，末了又說，開個玩笑。
正影片借悠子之口表達出：若要根除暴力（以及暴力的根源:痛苦），唯有讓施暴者徹底脫離原生家庭，這裏指心理上的脫離，也就是讓他斷卻了想要“扭轉”或“繼續依從”原生家庭人際關係的一切想法，但基本上只有父母死了纔有可能，因此影片非常極端且戲劇化地設計爲兩位少年兇手殺死母親，我大膽猜測爲，其意圖在於想表達對兩位少年兇手的一種救贖的可能性，當然這僅僅是影片在超現實的表現形式下做出的一種黑色童話式比喻而已，並非真的鼓勵誰去這麼做。悠子爲什麼又說，開個玩笑？我想是因爲，即使兩位少年兇手的心理問題的始作俑者雖然已經不在，但問題卻也不是輕而易舉能夠化解的，最大的可能性還是伴隨二人度過餘生。
復仇有沒有用？就本片而言，這是不太重要的一個問題，本片只是借用了一個復仇的故事框架，實際主題和復仇並不相關，但還是要說，至少在該片這種完全脫離現實的敘事框架下，悠子充滿惡意的復仇，反而在某種意義上或許拯救了兩位少年兇手，當然只能把這部影片當做黑色童話和寓言故事來理解，現實世界並不是這樣的。
（特別說明：在現實情況下，復仇幫不了任何人，“以直抱怨”不等於“復仇”，另外，謀殺了父母幾乎會摧毀一個正常人的全部意志，切莫將這部極端戲劇化的影片作爲人生信條，因爲這部影片本身就是一出黑暗殘酷又極度誇張化的悲劇式童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