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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深處,小飯館裏三個男人酒杯裏的酸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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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日一場大雪下出了冬日的浪漫,也帶來了入冬以來的第一次寒潮。大雪封路,不得不加了幾天班,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的時刻,待到快到家時,已是華燈初上。

寒夜深處,小飯館裏三個男人酒杯裏的酸楚人生

  在小區裏轉了幾圈,終於找到停車位,拉手剎、熄火,一氣呵成的套路就像完成了諸如每日無趣的按部就班。

  把車內的音樂聲稍稍調的大了些,放平座椅,點上一支菸,望着車窗外幽暗的路燈和寥寥的行人,我蜷了蜷身體,無比輕鬆的感覺瞬間佔據了車內狹小的空間,終於到了屬於自己的時刻,不考慮工作、不考慮家庭、不考慮大雪都壓不住的躁動,只是安靜的放空大腦。

  車裏溫度逐漸下降,勾回了我離散的魂魄。肚子咕咕的叫着,彷彿在向我宣示着它現在最需要的不是輕鬆,而是人間煙火。

  媳婦應該已經和孩子吃過飯了。自從孩子上學前班以後,飯點越來越固定,我不會讓他們等我回家再吃,小孩子的身體自然比我們精貴。再者說來,現在的我已經越來越不習慣爲了自己麻煩別人,哪怕是最親近的人,哪怕只是隨便煮袋方便麪便可解決的晚飯。

  下了車,抱着碰運氣的態度走到小區門口,來到我經常光顧的一家小飯館,還好,亮着燈。撩開掛着白霜的棉門簾,一陣暖風撲面而來,眼鏡泛起白霧,混沌一片。

  “來啦?”老闆小劉看到是我,上來招呼。

  “來啦。”我一邊脫下羽絨服,一邊用保暖襯衣的衣角擦着眼鏡。

  “老樣子?”小劉詢問着,手上遞過來一張餐巾紙。

  我點點頭接過紙,接着擦眼鏡。

  “乾脆和我們吃點得了,懶得給你再單做。”小劉笑呵呵的調侃着。

  我戴上眼鏡發現小飯館裏只有三個人,我、小劉和裝修工大張。在老闆小劉的“專位”上,大張正在百無聊懶的玩着手機。“行吧,你看着來。”我大咧咧的坐到了大張的旁邊。

  大張看到是我,放下了手機,說:“都是老顧客,劉老闆給鬧幾個硬菜。”小劉答應一聲,走進了廚房。不一會,桌子上擺上了一盤花生米,幾條熱過的魚,一個點着固體酒精的小鍋,鍋裏有羊肉和蔬菜。小劉拿着一瓶酒坐下來,對我說:“今天喝點吧,反正沒人,就當陪我倆了。”

  我不喝酒小劉是知道的,可能是怕他和大張喝起來冷落了我,他十分熱情的邀請我,讓我無法拒絕。

  三杯酒倒好,小鍋也沸騰了,羊肉和蔬菜翻滾起來,屋子裏香氣蒸騰。

  捻起幾粒花生米扔進嘴裏,三人碰了碰杯,一口酒就着花生米的鹽香下了肚。酒一下肚,話就出來了。

  我調侃着小劉說:“這是咋了,幾天沒來飯館沒買賣了?”小劉無奈的說道:“本以爲天冷了生意會好些,結果人不多,讓媳婦帶着孩子先回家了,我本打算再等等看,結果你倆前後腳來了,蝨子雖小,也是生意啊。”我和大張沒搭理他,努力的和鍋裏的羊肉較着勁,大口的吃着。“你們是快餓死了嗎?咱邊喝邊吃。”小劉“怒罵”着我們。

  我喜歡來小劉的飯館,原因就是如此刻般的隨意。沒有講究,不用正襟危坐,也不用冠冕堂皇,閒言碎語不是禁忌,嬉笑怒罵沒人在意。小劉比我小三歲,和媳婦一起經營着這個小飯館,主要做着小區里人們的生意,爲了回頭客多些,他家的飯菜乾淨衛生,味道亦可,曾經是紅極一時。這兩年,周邊開的飯館多了,他家生意大不如前。

  大張是個裝修工,也是我的校友。初中畢業後便不再上學,和父親一起到處打工,後來搞起了裝修,經常來小劉這裏吃飯,和我一樣,是小劉飯館的忠粉。

  三個人吃了幾口騙過了肚子,就放慢了吃的速度,開始以喝酒爲主。酒不算好,普通二鍋頭,可喝下去很暖,幾口就抵消了寒意,拉近了距離。

  男人的話都藏在酒杯裏。我們幾個平時見面基本上只是寒暄幾句,生活環境不同,大家能夠維持着表面的客氣已經實屬不易,只有在這寒風凌冽的夜裏,纔會把一些心裏話倒進酒杯,擺上桌面。

  有些話,不能和親人說,說出來大家會覺得你矯情;許多話,不能和朋友說,說出來朋友會覺得你虛僞;好些話,不能和同事講,講過了不久你就會後悔話多。我、小劉和大張,三個經常見面的熟悉的陌生人,成了彼此最好的傾吐對象。我們生活的交集僅在於小飯館內,出了門便會把說過的話撕碎在風裏,吹的無影無蹤,相信再見面時,依舊會程式般的客套,好似今夜的親密從未有過。

  與其說聊天,不如說是情緒的放縱。

  大張先倒了一堆苦水。他說自己的人生好像中了詛咒,家裏不能攢錢,一旦有了一點點繼續,一定會有事情發生。他和父親剛剛出來打工的時候,兩個人一年收入只有3萬塊錢,熬到了現在,可以賺到小二十萬一年。按理說,生活會好起來,可命運偏偏不停的戲弄着他。先是母親生病,花光了積蓄,好不容易母親好了,父親又出了車禍,現在已經不能再和他一起幹活,只能在一旁打打下手。他們爺倆主要是給人家鋪地板磚,這是個很費腰力的活,每當他把用鐵板做的腰圍子套到身上的時候,他就感覺上了一層枷鎖,可他還不能掙脫,這枷鎖也是一家人的盔甲,家庭的重擔和責任讓他無法“解甲歸田”,只能拼着命的拼搏在戰場,絲毫不敢懈怠。他知道,一旦他倒下,生活將一敗塗地。

  三十多歲的大張,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能夠像我和小劉一樣,有個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家,可以撫慰自己的勞累,可以給自己堅持下去的希望。

  小劉聽完大張的話,拍拍他的肩膀,說起了自己的故事。小劉廚師技校畢業後,輾轉許多城市打工,認識了媳婦,兩個人拿着積蓄回到我們所在的小城市開了這家小飯館,每天忙忙碌碌的,覺着很有奔頭。有了孩子以後,問題也隨之而來。飯館很小,不敢僱人,媳婦在家帶孩子,只能讓母親從農村來幫忙。時間久了,媳婦和母親有了極深的矛盾,親哥哥也覺得母親不公平,整天幫着弟弟。孩子大些以後,教育又是個問題,兩口子成天在飯館忙着,孩子放學只能來這裏學習,吵雜的環境和他們的忽視使得孩子的學習成績在班中墊底,在老師的冷漠和同學們的逼視下,孩子養成了膽小懦弱的性格。他們也想着爲了孩子去幹一些正常下班的工作,可在小城市的人情社會中,他們的力量顯得過於單薄,只能咬着牙堅持在這裏。最近,小劉又想把母親接來幫忙,可一想到那些家庭的繁瑣,他又猶豫不決,甚至每天在飯館中待到很晚纔回家,不是爲了多做一單生意,而是不想進家門。

  聊天本該有來有往,輪到我講時,我卻什麼也說不出口。說實話,我曾很羨慕他們兩個的生活:爲了賺自己的錢而努力,時間上也比較隨意,也不用面對單位中亂七八糟的人際關係。可聽完他們的話以後,我陷入沉默。

  大張和小劉的境遇固然讓人同情,可我也只剩下了同情。同爲普通人,我無力幫助他們。我們每個人都在羨慕別人的生活,痛恨自己的日子。錢鍾書先生的《圍城》在很多年前便寫出了這種困境,任誰也躲不開。我們習慣了尖酸刻薄的嘲弄別人,也習慣了故作深沉的隱藏自己;我們習慣了以金錢來衡量幸福,也習慣了用金錢來貶低自我;我們習慣了於人羣喧鬧處高聲嚎叫,也習慣了在夜深人靜時默默垂淚。

  可不管如何,我們都會在清晨醒來的時候說:“我要改變。”待到黃昏沉暮後,又是一如既往的一天。女人的勇氣靠着化妝品來點綴,男人的勇氣靠着酒杯來揮灑,不過是種自欺欺人的敷衍罷了。生活如斯,我們亦復如是。

  我們喝到了很晚,臨走時小劉執意不肯收錢,我和大張扔下錢就走,不顧他在後面扯着破鑼般嗓子的喊叫。小劉不收錢是因爲我們傾聽了他的生活,我們給錢是因爲這是他賴以生存的生活。

  生活很貴,貴到無法用任何東西衡量。生活很便宜,便宜到二兩小酒便可傾盆倒出。冬夜很冷,冷的刺人心扉,小飯館很暖,暖的燻人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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