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現爲撫州東鄉縣上池裏洋村)，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爲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爲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諡文。

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籤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羣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爲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爲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羣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分，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爲，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爲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爲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爲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爲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爲，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徵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爲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爲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爲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愛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鬱然病逝。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爲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爲“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爲安石以“務爲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爲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爲“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爲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爲“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爲侵官、生事、徵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灸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遊褒禪山記》，亦記遊，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佈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爲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後爲羣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併》、《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併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羣衆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閒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爲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着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衆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爲“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爲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裏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